台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台灣和大陸同是中國的領土,台灣是中國人的地方。當人們走下飛機,踏上台灣的土地,看到的是中國字,聽到的是漢語,吃的是中餐,喝的是烏龍茶,唱的是中國戲。兩岸相同的文化,相同的習俗,台灣是世世代代中國人生存、勞動的地方,兩岸人民血脈相連。

漢文化的傳播

台灣文化就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漢文化進入台灣有二種途徑,一是官方所為,以維護統治秩序、宣揚儒學等統治倫理、主辦官學和科舉考試為主;一是移民的到來,帶來先進的生産方式、生活習慣、語言文字、宗教信仰、民間技藝,加快台灣的開發。來臺的男性漢人因為移民女性奇缺,逐漸衝開官方禁婚的限制,與當地平埔族或高山族女性通婚。高山族也接受漢族先進文化,與移民和睦相處。從友好相處到共同合作,加快了閩粵移民和原住民的融化過程,促進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漢文化有組織、系統的進入台灣是在鄭成功收復台灣後。鄭氏集團在台灣建立承天府和天興、萬年二縣的政治統治體制;鄭成功病故後,鄭經把天興、萬年二縣升格為二府,並設南路、北路、澎湖三個安撫司。在政權建設基本穩定的情況下,開始進行一些文化教育建設,建孔廟設學校,教育分為“學院”、“府學”、“州學”和“社學”四類。與教育一致的是開辦科舉。社學為初級教育,三年兩試,州試上榜者送府學,府試上榜者送學院,院試上榜者則進太學。這種完整的教育、科舉體系在台灣是第一次出現,很快成為當地的主流文化。

在漢文化在台灣流行過程中,儒學也得到傳播。台南市的孔廟,和它門額上所書的“全臺首學”一樣,是在台灣最早建立的孔廟。1665年,鄭成功兒子鄭經採納咨議參軍陳永華的建議,在寧南坊修建儒學講學所“明倫堂”,第二年正月第一座孔廟落成。陳永華出任“學院”,也就是鄭氏政權的“教育部長”;葉亨為“國學助教”,在孔廟設立“太學”。以儒學為主幹的中華傳統文化自此開始全面、系統進入台灣。陳永華在鄭氏政權推行漢文化過程中,起過很大的作用。因此流傳著“鄭成功開之,陳永華營之”的説法,可見兩人在推行漢文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隨著鄭氏在台灣推廣漢文化的進行,明末清初,一批明朝遺臣也流亡到台灣,在致力於“文化拓墾”的同時,吟詩唱和,著書立説,寫出具有台灣特色的第一批文學作品,並且成立台灣歷史上第一個文化社團──“福臺新”詩社。大陸名儒、賢士的到來和從事的文化拓墾活動,使得台灣文風漸開,提高了台灣社會崇尚文化的風氣和台灣地區的文化水準,縮短了台灣與大陸在文化上的差距。

康熙統一台灣後,為鞏固、完善清朝的統治,對台灣的文化教育也十分重視。到清代,已經在台灣建立起完整的統治機構,形成現代行政區劃。在清朝時期,在民間流行著“三年官,兩年滿”的説法,説的是許多清朝駐臺官吏三年一換,他們無心問政,只知官兵勾結、官匪勾結,欺壓百姓,撈取民脂民膏,把任職台灣當作搜刮飽囊的過境之處,台灣成為貪官污吏的集散地。在民間還流行著“一隻牛兩層皮”的説法,説的是農民既要受“小租戶”的剝削,又要受“大租戶”和當局的剝削,田賦丁稅十分繁重,因此在台灣形成“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説法,在清朝統治台灣的212年,大大小小民變事件發生116次。其中發生於康熙60年(1721年)的朱一貴起義、乾隆51年(1786年)的林爽文起義、同治元年(1862年)的戴潮春起義,則是規模較大的起義。但是,也正是在清代時期,統治集團為了維護在台灣的統治和開發全台灣,在台灣開始完整、系統地實施文化、倫理教育,宣傳統治階級的主流思想意識,推廣文化知識。

清治台灣期間,為移植漢文化、宣傳漢文化作過巨大努力,也取得相當成功,為中華傳統文化廣植台灣人民中間起到歷史性的作用。阿里山裏有一座“吳鳳廟”,記載的是一位清政府的下層官吏、“阿里山通事”吳鳳,因為力戒當地盛行的獵取人頭的殘忍風俗,革除舊弊,倡導先進文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而喚醒當地民眾的良知而取消獵頭惡習。

從中可以看出,大陸帶來的先進文化思想對改變台灣民間的落後風氣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清朝統治台灣的200餘年,也成為台灣漢文化的發展期和成熟期,為以後的歷史演變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礎。

清朝統治台灣期間,台灣的教育得到了相當規模的發展。自鄭經在台南建立第一座孔廟後,隨著社會的發展,為紀念這位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宣揚四書五經,在台灣一些經濟文化發達地區均建有孔廟。清代開辦的官辦最高學府--“儒學”就設在各府、州的孔廟內。

清朝台灣知府蔣毓英于1684年,在台南府城東安坊、高雄左營等地,創辦官辦學校“社學”,後來成為文人結社集會的場所。

台灣還有另外一類像台北士林文昌祠、台北板橋的枋橋大觀“義學”那樣的學校。義學專收貧寒家庭的兒童、少年入學,不收學費,初為官辦,後由民間捐資主辦。文昌祠、大觀義學則是台北當時小有名氣的義學。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台灣的民間學校也興辦起來,在臺被稱為“民學”。民學純屬私立,也就是“私塾”、“書房”、“學堂”,大多招收富家兒童入學,學習時間不固定,由各人需要而定。

島內“書院“也很盛行。在台南市,1683年(康熙22年)施瑯開辦第一所書院--“西定坊書院”;1704年又出現規模完善的“崇文書院”。此類學校為公有私辦,到光緒年間台灣共創辦了44所規模不等的書院。

當時還有一類特殊的學校,即“土番義學”,這是專門設立在平埔族(熟番)地區的“社學”,專收平埔族和高山族兒童入學,由漢人執教。土番義學在雍正年間多達50多所,漢字、漢語、漢文化在高山族中廣泛流行,有力地促進高山族各族群文化的發展,也推動漢人和高山族的融合。同樣,漢文化的推行和學校相對增加,對平埔族的“漢化”産生很大的作用。

台灣漢文化的傳播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增加了中華文化的內涵,也增加了對大陸治學人士的吸引力,大陸的思想理論、文學藝術也傳入台灣,廣泛傳播。台灣本身也出現一批藝苑群星。如主修方志出名的高拱乾、劉良璧、周鐘瑄等;以詩文著稱的陳鵬南、陳維英、鄭用錫、吳德功、吳子光等;大陸來臺的季麒光、鬱永河、藍鼎元、姚瑩、林鶴年等。他們既成為台灣文化的創導者,也豐富了中華文化。

台灣設省後,第一任巡撫劉銘傳較為重視教育。于1887年在台北大稻埕創辦台灣第一座西學堂。他在任內大力提倡新式教育,創辦現代化的學校,聘請西方人教授外語、數理化、史地、測繪、製造等現代科技理論和知識,由此台灣教育邁入現代化時期。

在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上,台灣成為全國經濟發展最先進的省區之一。特別是在大陸很多較難實行的洋務,在台灣得以實現,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台灣的教育和文化較為發達,民眾文化素質較高,思想、觀念也較大陸開明,因而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

語言上的一致

要説兩岸文化、習俗上的一致,首先得數語言上的一致。在台灣把普通話稱為“國語”,這本身就反映出台灣同胞對祖國大陸的國家認同感。在台灣“國語”廣為流行,即使在偏僻落後的山區也是這樣。要説兩岸相同的文化習俗,最直接的體現是語言的相同,正是因為“國語”的存在,所以兩岸之間毫無語言障礙,成為加深兩岸感情的基本紐帶,成為促進兩岸交流的主要因素之一。

台灣流行的還有“閩南話”、“客家話”。到本世紀初,隨著台灣社會和經濟文化的發展,人們遷徒頻繁,族群分佈有了很大的改變。在台灣説閩南話的約佔571%,説客家話的約佔214%,講原住民方言的約為2%,其餘則講其他漢語方言。無論是閩南話,還是客家話,都是由大陸移民帶到台灣並流行于台灣的。

台灣話中的“福佬話、台灣話、臺語”,屬於“閩方言”中的“閩南話”。中國漢語方言大致可以分為“北方、吳、湘、贛、客家、粵、閩”七個系統,閩方言又可分為以“廈門話”為標準音的“閩南話”、以“建甌話”為標準音的“閩中話”和以“福州話”為標準音的“閩北話”。

人類的腳步走得很遠,歷史的發展也有奇特之處。閩南語的發源地不是在福建,而是在黃河、洛水流域,俗稱“河洛話”,這是因為西晉時中原一帶的林、黃、陳、鄭、詹、丘、何、胡八大姓為避戰亂南下,在無名江邊定居,並把這條江定名為“晉江”,以示不忘自己是晉朝人。這樣也把河洛話帶到福建,並演變為閩北、閩中和閩南三種方言語系。在閩南人移民台灣後,自然把閩南話帶到台灣。令人預想不到的是,原先説河洛話的地方早已不説河洛話了。

在台灣位居第二的是客家話,客家話源於廣東梅州、潮州、惠州等三州地區的客家人。既是“客”則也是來自中原腹地,為避連年不斷的戰亂,攜家帶口南下,直到明初才在南方定居。客家人移民台灣稍晚于閩南人,台灣開發較早的西部的中南部地區已有閩南人佔據,因此客家人只能是開發相對晚一些的北部地區和內地半山區。在他們的定居圈內,客家話自然成為基本語言。

正是因為閩南話源於河洛話,客家話和閩南話的相互影響,因此,閩南話和客家話保持著一些“漢音”和“唐音”。包含古老“中原之音”的閩南、客家話,與閩粵兩地的方言一樣,散發著濃烈的漢唐氣息,也是中國語言的活化石。台灣一些人主張把閩南話作為“官方語言”,這一提議只能在台灣社會造成混亂,只能為台灣同胞的學習、旅遊、留學、外事、經貿帶來不可克服的麻煩。

正如台灣流行“國語”以外,漢字也是兩岸共同使用的文字。在島內,漢字是唯一的文字,從篆隸楷行草,到電腦中文使用,倉頡創造的字成為兩岸共同的文化工具。要説兩岸文字上有何差別,則大陸的簡漢字多一些,台灣的繁體字多一些。在使用漢字的同時,“中文拼音系統”也成為兩岸學習、使用漢字的基礎,成為使用漢字的電腦軟體的依據。台灣一些人主張以“通用中文拼音系統”取代“中文拼音系統”,只能造成台灣同胞學習、使用傳統語言的混亂,只能破壞已被全世界接受和流行的電腦軟體系統。

習俗上的同根

要説兩岸人民在生活習俗上的一致,實在是太多了。他們同出一地,又同到一地,習性要改是很難的。在澎湖島上,在“火燒風”橫行季節,當地婦女出家門都要用頭巾把頭包起來,只露出雙眼,脖子上圍著毛巾,小腿上紮起綁腿,手上戴著手套。這種打扮起自當初移民時期,至今還保留著。

因為城市文明的擴延,移民時的習俗保持較完整的是在農村地區。台灣農村地區穿著“對襟仔衫”、“大衫”、“短水褲”、“和尚衫”、“押胸衫”、“肚仔褲”、“密底鞋”的老年男女、嬰兒、兒童、農家婦女,這種服飾來自祖國大陸東南沿海,尤其在閩南人和客家人中間更是普遍。如果不是祖上相傳和民間愛好,有些服飾恐怕很難讓人接受;相反,因為是世代相傳和民間愛好,有些服飾想禁也難禁掉。

家鄉的建築更是讓移民及他們的後代難忘。在桃園、新竹、苗粟縣東部地區等客家人聚居地,街上是石板街道和風俗民居。這種石板鋪、“凹”型的宅院和鋪著青石板的街道,幾乎完全和客家風格一樣。再聽著熟旁的粵語和粵調,真是不知身為客,以為是在家鄉遊。至今保持著家鄉民居風格,是一種心靈上的追求,是對家鄉的思念。

台灣更是吃中國菜的好地方,它集結了大陸所有地方菜係。不可否認的是,今天台灣的烹飪技術、食品風格、飲食習慣開始西化,但佔主導地位的,存在於家家戶戶中的依然是中國菜。可以説台灣的烹調藝術、傳統菜肴、飲食習慣、食物結構、食補方式,幾乎和大陸一個模樣。

最為典型的是在台灣流行的“四神湯”。在中國傳統中藥中,把“淮山、芡實、蓮子、茯苓”為“四臣”,民間誤認為是“四神湯”,並把這四樣中藥煎湯服用,以健脾養胃。台灣則把豬肚、小腸和雞、鴨、乳鴿等配“四臣”熬成“四神湯”。這種食補方式,顯然受之於傳統養身之道的影響。類似于傳統的溫補、大補、急補的各種食物、藥膳,在台灣廣泛流行,各種廣告到處可見。

中國人的生活習性中,喝茶最為突出且普遍。和祖國大陸的茶俗一樣,台灣民眾尤其喜好飲茶。台灣産茶以坪村鄉出名,茶葉以烏龍茶出名,飲茶更是講究。台灣人喜歡“飲安樂茶”。即先用滾水把已經放有茶葉的茶壺、茶杯澆洗一遍;第二道滾水衝入後再倒入杯中,邊品邊飲。轉圈斟茶叫“關公巡城”,壺中水快要沒有時逐杯點滴,叫“韓信點兵”。這種喝茶方式,顯然是祖上流傳而來。

喝茶喝出文化來的還很多。女兒訂親,稱為“吃了男家茶禮”;新娘第一次回娘家,岳丈家喝著女兒帶來的女婿的茶葉,稱為“新姆茶”;筵席前要先敬一杯“禮貌茶”;“請茶”是迎客;“看茶”是送客;用茶葉加入食品中,稱為“茶餐”。

在盛産茶葉的台灣,還流傳著一首《飲茶歌》,歌詞是“飲茶可健身,省錢又多利;蔥茶治感冒,糖茶養肚脾;飯後茶消食,發酒茶解醉;午茶能提神,晚茶難入睡;空肚茶慌心,隔夜茶傷胃,過量茶人瘦,溫淡茶爽意。”這些茶俗和茶歌,基本上是從福建地區搬過去的,只是加上當地特色。

兩岸習俗的相同,也體現在民俗節氣的相同方面。台灣重要的節日有春節、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陽、冬至、送灶、除夕;還有春節“拜年”,元宵節吃元宵、賽花燈、猜燈謎,端午吃棕子、賽龍舟;中秋賞月吃月餅,重陽節登高遠足,除夕闔家團圓等。歲時節俗,最能反映出民族文化的特點。台灣的傳統節日和閩粵地區如同一轍,大同小異,這真是中國人過中國人的節日,中國人在自己的地方過中國人的節日。

在歡慶春節方面,台灣和閩南、潮汕地區幾乎一樣。在閩南,有一首《新年歌》,歌詞是:“初一榮,初二停,初三無姿娘;初四神落天,初五天神下降,初六另空,初七七元,初八團圓;初九天公生,初十藍相生,十一請子婿;十二返去拜,十三食唵糜配芥菜;十四結燈棚,十五上元暝。”在台灣,也有一首《新年歌》,歌詞是:“初一早,初二巧,初三老鼠娶新娘;初四神落天,初五隔開,初六挹肥;初七七元,初八團圓;初九天公生,初十有食食,十一請子婿;十二查某子請來拜,十三食湆糜配芥菜;十四結燈棚,十五上元暝。”幾乎一致的歌詞,反映出台灣的歲時節俗起源於祖國大陸。

在紅白喜事中,兩岸民眾生活習性的一致性體現得更為完整最為典型。當然,今天的婚喪嫁娶儀式已經有了許多變化,但在民間依然盛行傳統的方式。婚姻中的媒人、相親、訂親、定婚、成婚和大陸民間一樣。至於隆重、熱烈的結婚儀式,古風猶存,更是閩粵地區的風俗,至今也為當地人所接受。

在台灣的西南沿海地帶,盛行著名叫“土公仔”從事的“撿骨”職業。在台灣死者土葬5至7年後,要“撿骨”,經過“破土、撿骨、洗骨、曬骨、點紅、點金、封壇”等過程將遺骨裝入“黃金壇”,重新安葬。台灣民間舉行的喪禮,更為傳統、複雜。臨終時,要將臨危之際的病人移到正廳臨時搭起的板床上,這稱為“徙鋪”,因為死在臥室會使“冥魂”不得超度;死者的子女必須要“哭喪”,但又不能把淚水滴在屍體上,否則此人要發瘋;死者入殮前,家人要守靈;選擇墓地要看風水。如此葬禮,完全起源於閩粵地區的風俗習慣。最早是因為客家人流離失所、顛沛不定的遷居生活有關,撿骨後便於將先人遺骨送往故鄉安葬,後來成為閩粵地區民眾的普遍行為,並隨移民來到台灣。由於閩粵移民到臺後的生活難定,死後難葬,“撿骨”更為盛行,這是今天台灣“撿骨”風的源流。

祖國大陸在傳統文化、文字語言、倫理道德、衣食住行、時令節氣、婚喪嫁娶等方面的習慣,能夠在台灣得到完整的體現,並非是簡單的文明傳播、文化流通所致,而是兩岸中國人共同的文化基礎、共同的倫理道德、共同的生活方式孕育出來的成果,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藝術上的同源

同一民族産生相同的文化,同一文化産生相同的藝術,台灣的文學戲劇就是中國文學戲劇的一部分。説起台灣的戲劇,最受民眾歡迎的莫過於歌仔戲和布袋戲。

歌仔戲起源於閩南漳州薌江一帶的“錦歌”、“採茶”和“車鼓”等民歌,在明清時期由移民帶入台灣,以後又揉合當地的“七字四言”小調,再吸收京劇中的行頭、道具、場面、音樂、劇本等特色,形成今天的歌仔戲。歌仔戲長盛不衰,流行全島。

不僅表演方式的相同,歌仔戲的劇目也大都是根據大陸傳統戲劇劇目改編而成,宣揚忠孝節義,代表作有《梁山泊與祝英臺》、《陳三五娘》、《劉秀複國》、《八仙過海》、《濟公傳》等;歌仔戲劇本也和大陸傳統戲劇的舊式錶演方式一樣,一般都無固定劇本,大都由老演員面授和演員自己揣摩而成。因此,歌仔戲無論是起源,還是其發展和完善過程;無論是劇目,還是宣揚的主題;無論是演出方式,還是傳授方式,都有濃郁的中國風格,典型的中國方式,當然也就深受中國人的喜愛。

藝術的力量是難以估量的。正是因為歌仔戲是中國戲,演的是中國人,唱的是中國曲;正是因為歌仔戲深植台灣民眾心中,所以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在瘋狂推行“皇民化”時,其中一個主要酷令就是按照日本方式改編歌仔戲,強迫演員穿著日本和服演唱宣揚“皇民化”的內容。台灣人民堅決抵制,把“皇帝”改為“董事長”,把“宰相”改為“經理”,文武百官改為“職員”,把傳統戲裝改為時裝,而動作、臺詞、唱腔、場景不變,轉入地下、鄉間繼續演唱。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並不是一道政治禁令就能禁止的,歌仔戲的遭遇説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

與歌仔戲同樣受台灣民眾歡迎的戲曲還有布袋戲。布袋戲起源於福建泉州。明末泉州城裏有一位名叫梁炳麟的書生,窮途潦倒,在進京趕考途中,夢見一位白髮老翁在他的手掌上寫下“功名在掌上”五個字,以為此次一定會妙筆生花,榜上有名。豈知又是名落孫山,無聊之餘,做木偶解悶,並且編寫一些臺詞,邊用手舉著木偶表演各種動作,邊説邊唱相應的臺詞,在鄉間演出。結果大受鄉親歡迎,梁炳麟也因此遠近聞名,他這才意識到“功名在掌上”的含義,原來是要他創造這種適合民間需要的藝術。

布袋戲別具一格的演出,很快在閩南地區廣為流傳。後來,在木偶和外套製作上吸收福州雕刻、泉州刺繡等技術,在曲調上吸收南管的內容,逐漸形成一種具有獨特藝術魅力的地方戲劇。因為木偶的衣服形似布袋,所以稱為“布袋戲”;布袋戲表演時演員把手掌插入當作木偶“身體”的布袋之中,以手指活動來操縱,所以又稱為“掌中戲”。無論是布袋戲,或是掌中戲,都反映出該戲的特色。

布袋戲是隨著閩粵移民帶到台灣的,在明末傳入台灣後,很快流行各地。台灣的布袋戲分成南管、北管、潮調三種不同流派。布袋戲的劇目比較廣泛,許多歷史故事、民間傳奇、神話傳説,都可作為表演內容。演出時,被稱為“頭手”的“手藝”高超的演員躲在幕後,一面用手操縱木偶,表演各種細膩逼真的動作,一面模倣各種人物的聲調,繪聲繪色地敘述劇情。臺詞中有引人入勝的道白,有典雅婉轉的清唱,有幽默風趣的俚語。狹小的舞臺,道盡人間悲歡離合、善惡美醜,難怪該戲能得到如此的歡迎。

布袋戲、歌仔戲發展至今,在東南沿海擁有相當多的觀眾,不僅是在大陸,也流行于台灣,而且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文化遺産。現在台灣戲劇界正在採取措施,推陳出新,加強與大陸戲劇界的交流,以使布袋戲、歌仔戲等曾經深受台灣同胞喜愛的藝術,能適應時代的需要,重放異彩。這樣的問題,不僅僅是布袋戲、歌仔戲所遇到,也是大都傳統戲種所面臨的問題。

傳入台灣的大陸地方戲戲種很多,流行于台灣的主要有採茶戲、車鼓戲、大人戲、童子戲、弟子戲、傀儡戲、皮影戲等。這些劇目和布袋戲、歌仔戲一樣,大都能從閩粵地區找到它們的源頭,大都是隨閩粵移民赴臺而進島的。

不僅是適合南方觀眾的一些戲種在台灣有市場,大陸的許多劇種如京劇、滬劇、越劇、黃梅戲、昆劇、蘇州評彈、粵劇、川劇、漢劇、江淮戲、揚州戲、湖南花鼓戲、呂劇、河北梆子、陜西梆子等,在台灣也都有著一定的舞臺,有著相應的觀眾群體。台灣的戲劇舞臺簡直是中國戲劇的集錦,在兩岸文化交流日益發展的今天,兩岸戲劇交流會越來越多。

台灣的很多藝術和藝術人才、藝術大師都是深受祖國大陸相應藝術的影響。和戲劇一樣,在文化藝術領域,源自於大陸的更多。張大千和台灣畫家的國畫;台灣的律體詩和“紅學”研究會;台灣人文古跡中的宮殿、廟宇建築和現代建築藝術;在民間體育領域,到處都洋溢著濃郁的中華民族氣息。是啊,真正的藝術家只有立足民族文化基礎,才能有發展前途,他們生産的藝術品才有生命力。

宗教上的同質

共同的文化基礎,必然産生相同的宗教現象。從祖國遼東到粵桂的沿海地區,流傳著一個傳説。説的是在西元960年(宋太祖建隆元年)農曆3月23日,家住福建莆田湄州島的林姓人家,生下了一個小女孩。小女孩因為出生滿月後也不會哭,因此父母叫她為默娘。默娘心地善良,經常不顧自身安危,解救海上遇險的漁民,她的事跡被人們傳頌。不幸的是,28歲時林默娘病故。人們為了紀念她,就在湄州島上設立廟宇,並把她看作漁民出海的守護神“媽祖”。崇祭媽祖在沿海地區迅速流行,媽祖成為生活在海邊、勞動在海上的民眾的最重要的神靈。

雲林北港朝天宮,是閩粵移民最早修建的媽祖廟。隨著台灣的開發,祭祀媽祖也傳入台灣。在台灣媽祖被尊稱為“天妃”、“聖妃”、“天上聖母”,各地修建的近千座媽祖廟則成為北港朝天宮的“分靈”,台南天后宮則是規模較大的一座。

在台灣每年還有特殊的祭祀活動。每年3月間,媽祖的信男信女陪伴媽祖神像步行北港探親。因為農曆3月間,北港的媽祖常把遠在大陸的父母兄弟接到北港來小住,因此位於台中縣大甲鎮瀾宮的媽祖回到北港探親。每逢此時,來自台灣各地的數十萬信徒,則趕來大甲鎮匯合,陪伴媽祖神像步行前往北港探親,探親結束後還要護駕返回大甲鎮。來回有300里,歷經30多個村鎮,參拜沿途數不清的廟宇。在這為時數天、信徒隊伍長達數十華里的活動,秩序井井有條,氣氛極為隆重、虔誠。這種民間組織、自發參加、並且成為各界要人所看重的活動,能夠年復一年的堅持下來,並且規模頗有發展趨勢,可見媽祖的吸引力之大。

有一首《天妃詞》唱道:“年復年,春復春,流光難斷相思心。煙波疊疊斷歸路,望月盼訊音。雲隔音,霧隔音,思緒邈邈情更深。悲歡明月圓又缺,浪花是淚痕。潮有訊,花有訊,天回地轉日月新,何時錦帆破浪歸,歡歌慰天倫。”《天妃詞》唱的是遊子心,其意之深,讓人無不心動。

人們忘不了身在祖國大陸的媽祖元始金身出巡台灣的盛況。1997年1月24日,上萬名信徒集中在台灣最大的媽祖廟--台南大天后宮,廣場和附近大路上已無立足之地;天后宮內展出了已有300多年曆史的康熙聖旨、玉璽及聖劍,以及舉行80年以來第一次的“古武祭典”。如此盛大的祭奠活動,為的是迎接從福建湄州來的媽祖元始金身。媽祖元始金身出遊台灣,是千年以來的第一次。媽祖元始金身起駕後,在兩岸有關人士的護送下,從廈門登上航空專機,在澳門換乘長榮航空專機,飛赴有著700萬信徒的台灣。從桃園“中正機場”迎接媽祖元始金身起,到台南進行第一場盛大歡迎儀式,將在100天的時間內,巡遊台灣各地。媽祖金身出遊台灣,也是兩岸交流開始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宗教交流活動。

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多神思想”和“多神崇拜”一樣,多神思想、多神崇拜在台灣宗教中、在信男信女中表現得格外突出。

台灣宗教本身是隨大陸移民進島時而傳入的,在此之前,在高山族中也有一些原始宗教活動。隨著大陸移民的到來,在大陸流傳的宗教和各種民間神祗傳進島內,隨著社會的演進和文化的發展而進一步傳播,至今已成為台灣無與可比的社會活動。

觀察台灣的宗教現象,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是“制度化宗教”,即是指有系統化的教義和經典,有相當組織的教會或教堂,宗教活動也與日常生活有明顯的不同。一是“普化宗教”,即其信仰、儀式及宗教活動一般沒有系統化的經典、組織,貼近民間,深入生活,富於鄉土氣息和人情味,因而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島內的宗教組織和場所很多,佛教的慈濟功德會、中華佛光協會、台中市寶覺寺;道教的台北指南宮,台南的北極殿、朝清宮、彰化的元清觀;基督教的台南、台北教堂;一貫道的佛堂道場;伊斯蘭教的台北、桃園、台中、高雄的清真寺;軒轅教的台北黃帝神宮;理教的台北總壇;祭拜媽祖的北港朝天宮、新港奉天宮、台南天后宮、鹿港天后宮、水裏港的福順宮等,都是台灣著名的宗教領地,長年香火鼎盛,信徒無數,一片興旺。

台灣宗教門類眾多,在台灣正式登記的宗教有12家。即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一貫道、軒轅教、理教、天理教、大同教、天帝教和天德教。據不完全統計,12教的信徒超過1000萬人,寺廟、教堂、布道所等宗教場所超過16000所,神教職人員超過11萬人。12家宗教中,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一貫道五大教勢力最盛,信徒超過900萬人,宗教場所佔總數的98.3%,教職人員佔總數的99.2%。相比之下,其他7門宗教規模要小得多。

屬於宗教範疇的民間信仰中,第一類是法力無邊的“萬能神”,如玉皇大帝、媽祖、觀音菩薩;第二類是分掌神,如讀書人祭孔子、文昌帝君;醫生祭保生大帝、華佗仙師、瘟神王爺;藥師祭神農大帝;農民祭五穀仙帝;理髮師祭呂洞濱;木匠和一些手工業者祭巧聖先師(魯班);商人祭財神爺、關帝;百姓祭灶神;想長壽祭南極星君;想生子拜注生娘娘、送子觀音;孕婦祭臨水夫人,天旱拜龍王爺;第三類是城隍爺,以及天神、土地公公、地獄神、青山王、三平祖師、廣澤尊王、聖王;此外還有各種自然界內的動植物崇拜。有人統計,台灣民間信仰的各類神靈多達300余家,差不多把大陸各地的神靈都搬到台灣。

宗教在台灣是最大的社會活動。在台灣平均不到2000人就有一座廟,每2人中有一個信徒,一個信徒往往還同時信奉好幾家神靈,台灣真可謂是“三步一小廟,五步一大廟”,“廟比學校多”,可見宗教已經成為台灣民眾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人類宗教的出現是必然的,宗教是一定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下産生的文化現象,考察台灣宗教文化興盛的原因固然是多種多樣的,但是考察它們的歷史淵源,除基督教、天主教等有著外國背景外,包括伊斯蘭教在內的其餘宗教和神祗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源自大陸。從早期居民的原始圖騰崇拜,從大陸移民帶進宗教文化,從名稱相同、作為大陸神靈分靈的台灣的宗教和神祗,從兩岸相同的“多神合一”宗教現象,從台灣宗教和神祗到大陸的尋根熱,從大甲媽祖回娘家,完全可以證明兩岸宗教同根共源,一脈相承,有著密不可分的人文歷史源頭。同時,台灣的宗教文化,也成為維繫血濃于水的民族意識和鄉土情結的主要紐帶和共同的基礎。

兩岸文化習俗的相同是多方面的,從台灣的居民組成,到生活習俗、文化體育、宗教信仰等方面與祖國大陸深層的聯繫,這決不是簡單的文化影響、風格模倣、強行灌輸的結果,也不是偶然的巧合,只能充分證明兩岸同根相連,同屬一源,同承一脈,同為一體,血脈相連;兩岸的分是暫時的,兩岸的合是長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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